《中国经营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法治的关系？江平：我们一直在谈市场和法治的关系，我认为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

楼氏家族中有人是东阳最大的黑势力，一直在收保护费，吴英不同意，仇恨就此结下了。她曾喝下工业胶水以自杀来抗议管教私自翻看她的检举材料。

为立功保命，她在《检举材料》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有这么高的回报呢？他们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他说，在公众场合他从不流泪，只能在家的角落独自垂泪，连我老婆都不会知道，我不能再去增加她的烦恼。第二，年纪太轻，不懂这个社会的规律。只能四处借钱，钱赚了，或者支付利息，或者买个东西送给人家表示感谢。

不知道已经是多少次跟媒体讲起，但他还是哽咽了，心酸、难过、痛心……脸上写满冤屈。事实上，在二审宣判之前已经不允许会见了。司法迎合群众的危险性如果审判机关不是这样定位，司法被群众政治化了，个案处理都是非正式的法外行事，甚至以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群众感觉作为决定的依据，那么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强调责任，无论罚则的规定如何严酷，都将演化出一个谁都不负责任的局面，也很难依法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立法权、行政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非仅仅用法律规则来强制社会，还需要特别注意强制的正当性。罗马共和时代的雄辩家西塞罗(Cicero)曾经说过，律师的职责是在即使未必与真实相符的场合，也要证明处理案件的法律妥当性。但更大的冲击波来自发达国家。从零判决到无责任的陷阱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最大流弊恰恰是导致责任和问责(accountability)无从谈起，甚至还会以表面上各人负责的民主政治的名义，诱发某种最终无人负责的事态整合问题与司法的应对举措熨平制度皱褶、消除规范抵牾的整合作业，需要继续加强立法功能，但更重要的是把着力点转移到执法和司法特别是研磨解释技术上来，在处理个案的过程中不断弥合条文和事实之间的裂缝、填补权利空白，在一个刚性的基本法律框架中不断应用专业技能进行微调并创造具体的政策和法理。

而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最大流弊恰恰是导致责任和问责(accountability)无从谈起，甚至还会以表面上各人负责的民主政治的名义，诱发某种最终无人负责的事态。连国债也充满风险、让人退避三舍，而提高国债利率又会增加财政赤字、加剧金融危机的攀升。

从无序到有序，从无政府到有政府，关键在于不确定性的缩减和确定化程度的提高。毋庸讳言，现阶段中国律师当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某些过度的逐利行径以及暗盘交易在不同程度上贬损了其形象，需要矫正。所以，立法民主化与审判独立化也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的。另外，如果判决是在考虑了特殊情况和当事人合理诉求之后做出来的，有可能会对法律是一个补救，对行政机关的举措是一个补救。

至于与党派性相关的价值判断，应该主要放到行政部门或者律师事务所层面去处理。为了限制自由裁量的恣意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腐败，必须追加当事人同意以及舆论监督等要件。就像面包与马戏政策、温泉宫里的奢靡社交以及角斗场里的嗜血狂欢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亡那样的众愚政治，就像优厚的年金、过量的公务员以及对偷税漏税行为网开一面的姑息导致当今希腊陷入严重财政危机那样的众愚政治。在具体问题的决定上，审判机关只对法律负责，并且享有终局性判断的权力。

何况法律体系必须具有一定的闭合性，否则就无法保证形式理性和规范效力，而强调情·理·法的差异化和自组织机制的中国特色以及大民主与强权力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因素则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因为能动司法把本来被认为是国家秩序最后防线的审判机关推倒了第一线，而司法的政治化又使得具体案件的审理失去了客观的标准和防火墙，办案法官不得不直接面对政策性后果和风险责任。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旷日经久的民法典编纂一直难以竣工。以同情的态度来分析这种特殊现象背后的逻辑，可以发现所谓大调解方式的导入是为了以法律的弹性化来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

这就等于一方面提供健讼的诱因，另一方面又只是沿用息讼的传统手法，其实很有些自相矛盾。面对现实，我们还是有必要追问一下，那些随兴所至、侵蚀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司法举措究竟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会不会带来更大的流弊？法院人民满意度的悖论近些年来流行一种说法，是以人民满意度作为司法评价的标准。中国特色意味着本土特殊性，与法律体系内在的普遍性指向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使命之间其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在不确定性增大之际，除了程序之外，必须更进一步强调责任。民主的核心问题是由谁决定、由谁做主，取向是多数派说了算。彭宇案发生之后围绕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舆论鼎沸和一波三折，难道不就是这样吗？这个案件本来在调整层面就应该、也完全有可能妥善解决的，结果硬是给拉扯到应然层面去了，变成了一团挥之不去的司法疑云，变成了一截越描越黑的历史笑柄。

行政权的行使强调等级、效率、能动性以及灵机应变。基于同样的理由，无论如何防止司法腐败，都将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在2008年9月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了。在这样的状况中，创造性混沌的意义得以呈现，严格守法原则受到严峻挑战。

立法应然与司法调整以及作为媒介的律师与党派性相关的价值判断，应该主要放到行政部门或者律师事务所层面去处理。至于与民主政治相关的应然问题，应该主要放到人民代表大会层面去处理。

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机关是可以对立法、行政机关进行限制和某种纠正的，是可以成为少数人、个人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迁的杠杆。从这个角度来看，2012年以后的制度变迁决不能等闲视之。自从1971年废除金本位制之后，货币经济是靠政府信用作担保的。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信用已经岌岌可危。

美元放水、欧洲国债危机、日本贸易逆差在2012年初引起了更广泛的信用不安，相伴而来的是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心迅速东移和南下。让民主政治在双轨上渐进从法治的角度来理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有二：(1)税制法定。

与民主政治相关的应然问题，应该主要放到人民代表大会层面去处理目的与条件的区分可想而知，这样的司法民主化，实际上既扭曲了司法，也败坏了民主，还误解了具有某些民主色彩的司法参与命题。在法外行事的弹性条件下，无论如何强调问责，实际上都无法要求审判者履行说明义务。

因为多数派的诉求可以通过立法程序得到保障，也可以通过行政机关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得到保障，但是少数派尤其是普通公民个人的声音与多数派不同的时候，即使有理由，即使正确，也很难反映到制度之中。从大调解看各人负责与无人负责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不确定性的增大。

法治的基本维度：应然和调整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意义就是把复杂的应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调整问题进行处理，尽量在技术化、理性化的条件下，化解进行适当的价值判断的困难问题状况的分析中国出现能动司法和大调解现象的主要缘由，在我看来，还有法律两种基本维度的纠结所造成的误解。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应该侧重应然问题，按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目的之程序编码进行制度设计，通过立法表达人民的意志。但在调整层面，法律必须刚性才能达到制度设计的目的。应然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也就是与萨维尼(Friedrich K·v·Savigny)所说的民族精神相关。

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结构大转换的激荡。对法官而言，尽量去意识形态化就是他的意识形态，尽量价值中立就是他的价值判断。

金融危机下的民主航海图与法治之锚通过预算议会调整事实上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独立审判实现形式上、机会上的平等增强政府信用，在日益增大的全球不确定性的大海中投下中国的维稳之锚不确定性与政府信用在构想未来的法律秩序之际，决不可忘记一点，即：天下正在巨变。但同时又乐此不疲地采取监督措施、开展群众运动、平反冤假错案，好像真的下定决心要澄清浑水以维护社会确定性似的。

尤其是法律的调整功能长期遭到忽视，使制度改革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司法民主化诱发众愚政治如果把司法权也投入迎合群众的疑似民主主义的坩埚里去搅拌，那么理性和自律精神就会加速融化，过不了多久，得到的将只有所谓众愚政治(Ochlocracy)的苦果法律适用的弹性构成司法腐败的温床中国式能动司法和大调解造成的结果首先是不断放大法律的弹性，使行政性权力摆脱法律羁绊。